下乡支教却被糙汉撩了
2016 年 9 月 3 日，我坐的那趟绿皮火车晚点了四个小时。到镇上时天已经擦黑，来接我的是村小的周老师，她开一辆掉了漆的电动三轮，车斗里铺着半张化肥袋子。
她说学校只有 31 个学生，三个年级挤在一间教室里。教室后墙有道裂缝，从窗台一直裂到地面，下雨天得用塑料布兜着。我的宿舍就是教室隔壁的杂物间，一张床，一张桌，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缸，缸底印着「奖」字。
第二天中午，我第一次见到陈铁生。他蹲在教室后墙根，手里夹着烟，正拿脚踢墙皮。我抱着课本路过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把烟头在鞋底按灭，说：「新来的老师？这墙我明天来补。」说完站起来，比他蹲着的时候高出一大截，裤脚沾着泥，声音却轻。
后来我知道他 34 岁，在村里跑三轮拉货，也帮人砌墙。村里人叫他「铁生」，孩子们叫他「铁生叔」。周老师私下提醒我，说他读过高中，话不多，脾气也不坏，就是别让他觉得你跟他客气。我没太懂这句话，也没太往心里去。
补完墙，他顺手把讲台抽屉的滑轨也上了油。那个抽屉原本每次拉开都「咯吱」一声，孩子们会笑。他上完油，拉了两下，没声，就直起腰说：「行了。」我道谢，他摆摆手，说不用，转头问我：「你一个月拿多少？」我说支教补贴一千二。他想了想，说：「比我少。」然后自己先笑了。
那年冬天冷得早，11 月中旬就下了霜。有天早上我到教室，发现门槛上搭着一件军绿色外套，袖口磨破了，领子上有股淡淡的柴油味。孩子们说，铁生叔天没亮就来过，把外套放下就走了，说是「给老师垫着坐」，因为我的椅子少了一条腿。
我把外套叠好，放在教室后面的木架上，等了他三天。第四天他开着三轮车路过学校，我叫住他，把外套递过去。他接过，没接话，隔了一会儿说：「你不坐啊？」我说我修好椅子了。他点点头，发动车子，走之前从车斗里拎出一袋橘子，放在地上，说：「给小孩的。」一脚油门走了，橘子袋上还沾着泥。
我得说句可能不太讨人喜欢的话：很多人把这类事写成「糙汉的温柔」，我反倒觉得，那种温柔是被逼出来的。一个人常年在土路上跑车、补墙、搬水泥，身边没人跟他细声细气说话，他突然对一个外来的老师好，一半是好心，一半是他自己也没弄明白那是什么。看客把它浪漫化，是因为站着说话不腰疼。
第二年 6 月我离开。周老师调走了，新老师还没来。走的那天早上，我把那袋橘子剩下的三个装进了包里。陈铁生的三轮车停在村口岔路上，他没下车，隔着车窗朝我抬了抬下巴。我冲他挥手，他点了下头，车子就开走了。
后来我偶尔会想起那件军绿色外套，想起它袖口的破口，想起柴油味，想起他说「比我少」时那半句笑。这些东西没有一个能写进支教总结里，它们也不该被写进去。但那个 9 月，那面裂了缝的墙，确实是被一个人一袋水泥一袋水泥补起来的。
如果你对那年其他的零碎记录感兴趣，可以翻翻我整理的旧稿，比如 芭蕾孕爱by甜牛奶 那种不相干的标题下，其实藏着我 2017 年写的几页流水账；或者 直到破坏了丈夫家庭日剧大结局 的页面，那是我在镇上小卖部看剧时记下的、关于停电和冰柜的两句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