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个下午本来只是想去翻翻有没有旧的《明报月刊》,结果在一摞泛黄的合订本下面压着一本薄薄的《香港文学》,1987 年 1 月号,封面右下角用圆珠笔写着“陈国华 1987.3.12 购于旺角”。我蹲在书架旁边翻开来,里面夹着一张硬纸片的借书卡,上面印着“九龙公共图书馆”,最早的借阅记录是 1987 年 4 月 9 日,编号 0387。我愣了几秒,然后掏出手机拍了张照。说实话,那一刻我有点失望——不是对这本书,而是对我自己:我原本想在 17图库怎么无法打开 这个问题的讨论里找素材,结果却一头扎进了旧纸堆。不过,意外的收获总比计划中的更让人记很久。
后来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把这本书的借阅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。1987 年到 1992 年之间,这本书被借出过 14 次,最频繁的一年是 1989 年,借了 4 次。借书人签名里有几个名字反复出现,其中一个叫“李碧华”的,签得特别潦草——我一开始以为是某个读者随手写的,直到翻到第 67 页,看到一篇署名“李碧华”的短篇小说《荔枝角》。当然,我知道这大概率只是同名同姓,但仍然忍不住去查了查。查不到。于是我就坐在那里,一边用橡皮擦掉封面上的铅笔印,一边想:如果这本书会说话,它大概能讲出比小说还多的故事。
今天早上我又打开电脑,想看看线上版本里有没有收录这本杂志。我点进 49图书库港澳版入口的搜索框,输入“香港文学 1987”,等了十几秒,页面弹出一个结果,标题是“香港文学(1987年1-6月合订本)”,简介里写着“恢复港澳版入口后重新校准”。我点进去,翻了翻,发现它引用了一段 1983 年《读者文摘》中文版里的文字——那段话讲的是旧书店老板老周,在旺角开了二十三年店,最宝贝的是一本 1972 年的《四季》杂志,封底手写了一行“送给阿珍,1972.10.3”。我看了半天,心里想的却是:老周如果还在,他大概会认得这本《香港文学》上的借书卡吧。这种细节让我觉得,线上和线下之间隔着的从来不是屏幕,而是那些没被扫描进去的铅笔字。
说起来有点矛盾。我一边整理这些旧书,一边也在用线上工具做比对。比如在 yeezy+380+水蜜桃满天星区别 这个帖子里看到有人讨论“旧书值不值得数字化”,底下吵了八十多条回复,有人说“不扫就是等死”,有人说“扫了也是电子垃圾”。我个人的观点是:大部分旧书的数字化版本都丢掉了最重要的东西——不是封面,不是正文,而是借书卡、批注、折角、咖啡渍。这些痕迹才是书之所以成为“这一本书”的原因。所以我不太着急把所有的旧书都扫描上传,慢一点,留一点笨拙的余地,可能比“完美全收录”更接近真相。
下午三点多的时候,我翻到了这本《香港文学》的最后一页,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个地址:“九龙城衙前围道 112 号 2 楼”,后面跟着一个电话号码,六位数,以 5 开头。我试着打过去,响了两声就断了。我又拨了一次,这回听到一个老人的声音:“喂,边位?”我说我在整理旧书,看到这个号码,想问问是不是陈国华先生。对方沉默了几秒,说:“陈国华系我老豆,佢走咗十年喇。”然后他问我是不是在收旧书,我说不是,只是翻到,觉得应该问一声。他笑了一下,说“后生仔,有心”。挂掉电话之后,我把那本书按原来的样子放回书架,没有买走。我觉得它该留在那儿,等下一个蹲下来翻书的人。
“后生仔,有心。”——一个陌生人在电话里说的最后一句话,2025 年 12 月 5 日下午 3 点 42 分。
晚上回家路上,我在 资源十级宝库 里翻到一个帖子,讲的是 1994 年香港某出版社的“港澳版”图书印刷量只有 800 册,其中 200 册被送往海外,剩下 600 册散落在本地旧书店。帖子里附了一张照片,拍的是某仓库角落堆着四十几个纸箱,箱子上贴着“港澳版·勿折”的标签,手写日期是 1994 年 11 月 7 日。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,觉得里面每一箱都比我今天翻到的那本更孤独。因为至少那本《香港文学》还有人翻开过,还夹着借书卡,而那些箱子可能连胶带都没撕开过。
今天写这些的时候,我又打开 49图书库港澳版入口看了一眼。页面右上角多了一个小小的“港澳旧籍”标签,点进去,图片加载得有点慢,但下面有一行手写的说明:“收录 1980-1995 年间港澳地区出版的文学类图书共 1,247 册,仍在整理中。”1,247 册,这个数字不算大,但每一册背后可能都有一张借书卡、一个签名、一个没拨通的电话号码。我觉得这就是我继续写这个站的原因——不是为了整理得多快,而是为了在慢下来的地方,还能听到“后生仔,有心”这种话。顺带推荐 火狐影库 里那段 1992 年的老纪录片,拍的是旺角旧书店最后几个月的营业画面,结尾有一个镜头:老板把一本没卖出去的书放回书架,然后关了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