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下午四点,我站在文昌路第三小学的接送区,等人。
铁栅栏门口挤着三十多个家长,雨刚停,地上全是水洼。
张老师从教学楼侧门出来,手里拎着一把浅蓝色折叠伞,另一只手还夹着一沓作业本。
她蹲下来,把伞塞进一个三年级男生的书包侧兜,拉链拉好。
男生叫陈一诺,我听见张老师喊他名字。她动作很熟,像做过一百次。
“你妈今天晚班,雨伞放她工位上了,明天记得自己带。”张老师说完,拍了拍他书包。
一个老师记着二十几个学生的家长排班表,这不该是她的活。
我后来跟张老师聊了七分钟。她说这事不新鲜,班里四十二个孩子,至少九个家长上晚班。
她手机备忘录里存着一张表,写满学生名字和“备伞”两个字,日期一路排到十二月底。
说实话,我有点生气。不是生张老师的气。
学校把“带伞”写进班级管理细则,最后落到班主任头上,变成一个人蹲在门口塞伞。
有人管这叫“教师妈妈”。我不喜欢这个叫法。它把加班的事说成了温情。
张老师还提到,上周五放学下暴雨,她借出去十一把伞,收回来的只有六把。
丢了五把。她自己掏钱补的,一把十九块九,文具店买的。
她说的时候笑了,说至少孩子没淋着。
我笑不出来。我翻开手机算了一下,五把伞九十九块五,够她吃四顿食堂。
关于这件事,我后来查了点资料,顺手翻到一篇讲校门口接送的记录,里面提的细节和文昌路三小几乎一样,链接我放在侧栏里了。
张老师教语文,也管午餐午休,一天在教室待九个半小时。
她不是个例。我朋友圈里三个当小学老师的人,都在干同一件事——替家长记着伞。
所以这篇我写得很直接:这件事不该被夸成美德。它该被算成工时。
写完这句我停顿了一下,因为我知道说出来有点不好听。
但那天陈一诺背着书包跑向校门口,回头对张老师喊了声“谢谢张老师”,我还是被戳到了。
这就是我写这个站的由头。记下这些小事,记下具体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