儿媳妇在家里被老公打

前天下午三点，我在厨房剥毛豆。

手机响了，是表姐周慧打来的。

她没寒暄，第一句是：“小满，你记不记得，前年腊月廿三，在老家堂屋里，你嫂子被大哥推了一把？”

我记得。

那天灶台上炖着萝卜排骨，锅盖被蒸汽顶得哒哒响。

嫂子姓陈，叫陈玉芬，那年四十一岁，嫁过来十九年。

大哥喝了半斤白酒，因为一件外套挂在哪儿，起了争执。

他伸手一推，陈玉芬后背撞到碗柜，碗柜玻璃裂了一道十五厘米的口子。

没人报警。没人说话。除夕照常过。

周慧在电话里说，她最近在整理家里的旧相册，翻到一张1998年的合影。

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：“玉芬进门第一年，腊月二十七，堂屋。”

她说，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。

“那时候她笑得真好看。”

我把毛豆端到阳台上，坐了一会儿。

想起去年十月，在社区调解室，我旁听过一次。

儿媳妇姓李，三十三岁，在镇上的电子厂上班。

她丈夫当着调解员的面，把一张工资条拍在桌上，说：“她挣的钱，凭啥不给我管？”

李没哭。她把袖子撩起来，手腕内侧有一块淤青，紫里泛黄，大约五天前留下的。

调解员姓吴，五十来岁，在本子上记了一笔，写的是“家庭矛盾，已调解”。

整个过程，四十分钟。

李走的时候，把椅子推回原位，说了句“谢谢吴姐”。

声音很轻，像怕吵到谁。

说实话，我对“家丑不可外扬”这句话，很反感。

这不是传统，这是遮羞布。

一个儿媳妇在家里被老公打，错不在她，可周围所有人都在教她“别闹大”。

我翻过一本2019年出版的《中国妇女发展报告》，第217页有一个数据：

在受访的农村已婚女性中，有27.6%的人表示曾遭受过配偶肢体暴力，其中选择向外人求助的不到一成。

这本书是我在城南的旧书摊上淘的，花了八块钱。

书脊有点松，我拿胶带重新粘过。

每次翻到那一页，我都觉得，数字太干净了。干净得像有人在替这些故事擦地板。

周慧后来发来一段语音。

她说，陈玉芬现在在昆山一家服装厂做质检，月薪四千二，租了个单间，养了一盆绿萝。

去年中秋，陈玉芬在家族群里发了一张照片，绿萝爬满了整个窗台。

没人回复。

大哥发了个表情包，是一碗面条。

我问周慧，那张1998年的合影，还在吗。

她说在。她打算抽空翻拍一份，寄给陈玉芬。

地址她问到了。厂里宿舍，四号楼，三〇七。

我剥完最后一颗毛豆，把豆壳拢进垃圾桶。

灶上的水开了。我泡了一杯茶。

茶是今年清明前买的，安吉白茶，一百五十克，九十八块。

味道很淡，回甘慢。适合想事情的时候喝。

如果你恰好也在找一些旧东西——旧电影、旧小说、旧地名——我整理过几份清单，放在下面。

不多。但每条我都自己点开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