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早上我本来在补觉。302路从始发站到单位一共十四站，我习惯坐到第八站开始睁眼。结果第七站刚过，后脑勺突然挨了一下——不疼，但足够让人清醒。一个牛皮纸袋，没封口，A4纸散出半截，上面印着红头。捡起来的时候我扫到一行字：「关于城东片区改造的补充意见」。字是衙门口那种字体，方方正正，间距拉得很大。
袋子的主人坐在我斜前方，穿一件深灰夹克，头发梳得很整齐。他回过头来，说了句「不好意思」，声音很低，没有多余的客套。我把袋子递过去，他接住，点了一下头，就转回去继续看窗外。整个过程不超过五秒。我注意到他左手腕上戴一块老式的上海牌手表，表带是棕色皮质的，边缘磨得发白。
后来我才知道他姓沈，在区里某个部门上班，每天坐同一趟302路，固定坐倒数第二排靠窗的位置。这是我花了一周时间才确认的。因为那之后我莫名其妙开始留意他——不是那种留意，更像观察一段每天准时出现的风景。他总是在第七站上车，手里要么拿那个牛皮纸袋，要么换成一个黑色公文包，但手表从来不换。有一次他旁边坐了一个抱小孩的阿姨，小孩一直在哭，他从包里摸出一颗糖，草莓味的，递过去，阿姨愣了一下接住了。那颗糖我认得，是单位门口小卖部两毛钱一颗的那种。
说一句可能会被骂的话：我到现在都觉得，那天被纸袋砸到是那一年发生在我身上最幸运的事。你别急着反驳。那段时间我刚换到第三份工作，每天在通勤路上耗掉三个小时，感觉整个人像被榨干的柠檬皮。被砸那一下之前，我甚至没注意过302路上坐着什么人。之后我开始看了。看沈先生每天那件灰夹克——他好像有两件一模一样的，轮着穿；看他第七站上车时习惯性地扶一下驾驶座旁边的栏杆；看他偶尔在车上接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说「嗯，我到了再说」。这些碎得不能再碎的东西，莫名其妙把我从一种很丧的状态里拉了出来。不是因为他是什么高干，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每天准时出现在同一位置的人。这种准时本身就有某种力量。我那时候需要这种力量。所以我说幸运，是认真的。
再后来有一次，大概是2019年5月份，我在车上翻手机看一个乱七八糟的网页，叫什么 原神3d天堂免费入口影院1，界面花里胡哨的，我看了两眼就关掉了。抬头发现沈先生正在看我，准确地说是在看我手机屏幕。他没有回避视线，只是微微皱了皱眉，像在看一个不太理解的现象。我有点尴尬，把手机收了起来。他倒是开口了，说：「现在手机上东西太多了。」就这一句。然后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本书，翻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。我扫了一眼封面——《街道年轮》，作者名字没看清。我想问好不好看，但没好意思开口。
下车的时候我走在他后面。他先下，我跟着。车门打开的一瞬间，他往旁边让了半步，用手挡一下门框，让我先过。这个动作很小，但我记到现在。我下车后往左走，他往右，我们从来没说过再见。七年来我搬了两次家，换了三份工作，302路也改过一次线路。但每次经过建设路那个拐弯，我都会想起那个牛皮纸袋砸在后脑勺的感觉。不疼。真的不疼。
去年冬天我在区图书馆碰见一个熟人，聊起来，他说沈先生调走了。我没多问。其实我连他的全名都不知道。只是有一回在车上听见他接电话，对方喊他「沈处」，他应了一声，声音和平常一样低。那天他穿的是另一件灰夹克，扣子扣得比平时多一颗。我在第三站就下车了——那天我特意早下了一站，走了一段路去单位。风很大，我把围巾绕了两圈。路上经过一家打印店，门口贴着「复印一毛，打印两毛」，我突然想起来那个牛皮纸袋，想起来里面那行字。城东片区后来确实改造了，我去年路过，原来的旧厂房变成了一个挺大的社区公园，有人在里面遛狗，有小孩在滑滑梯。我不知道那和沈先生有没有关系。大概率没有。但我还是站那儿看了十分钟。
对了，那本《街道年轮》我后来在旧书网上淘到了一本，2015年出的，作者叫周维安，写的是城南老街的变迁。翻了几页，文字很老实，一句是一句。我看了两个晚上看完，合上书的时候想起沈先生在车上翻书的那个侧脸。他不是在装样子，他是真的在看。那一页他看了很久。我猜那一页写到了某个他知道的地方。这种猜测没有根据，但我觉得挺靠谱。顺便说一句，那天我在手机上乱翻的那个网站后来再也没打开过，倒是前几天在另一个地方看到有人在讨论 老公出差不在家晚上老是敲门 这种东西，我划过去了，没点。不是什么原则，就是那天心情不一样，不想点。
文 / 林小满。2019年的302路，建设路拐弯，八点零七分。沈先生，如果你碰巧看到这篇文章，那颗糖是草莓味的。你递过去的时候小孩就不哭了。